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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健:与改革开放共命运

时间:2018-10-10    来源:杭商杂志

 

于褚健而言,改革开放是改变命运的。好像是冥冥之中的牵绊,四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他的人生也都随之发生着关键性的改变——

 

比如1978年,15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大,便得益于前一年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

 

再比如1993年,而立之年的他以创始人的身份,创办了中控集团前身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也是得益于一年前为改革开放加码的“南巡讲话”。

 

又比如2003年,年届不惑的他率已经颇具规模与影响力的中控集团跨江而来,落户在杭州高新区(滨江),开启新征程,正契合了这一年提出的“八八战略”。

 

现如今,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所有的沉浮曲直都已随着钱塘江水奔流而去,再次出发,他依然执著地立于中国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潮头。

 

 

从走出“山沟沟”到走出国门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褚健直言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的青年时代,正好迎来了改变中国及无数中国人命运的改革开放。

 

“没有改革开放,我就不可能走出家乡的‘山沟沟’,不可能上大学,不可能出国,不可能后来搞那么多科研,更不可能创办这样一家企业。”说起改革开放的影响,他连用了五个“不可能”来言说命运的转变。

 

褚健是个早慧的人,15岁的年纪,别的孩子才刚刚步入高中,但他却已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

 

大学时代,让褚健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令他感到兴奋不已的各科知识,便是每个月仅有的14元生活费。“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他回忆道,“但那时候就是这14元,我每个月还能省出一些。”

 

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享用学术带来的精神盛宴。1984年读完硕士之后,他留在了浙江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半以后,他前往日本京都大学学习,并获博士学位。这个博士学位由浙大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专业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培养,他也就此成为浙大化自专业中日联合培养第一人。

 

这段留日的经历,对褚健的学术生涯甚至是人生轨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虽然他在国内是自动化专业的尖子生,但到了日本,他才真正见识到了发达国家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水平。“当时,中国的工厂与日本的工厂完全是两码事,差距太大了。”

 

差距同样巨大的还有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家学英语的时候,都学到过一个单词,supermarket,但到底什么是supermarket,我出国前真的没有见识过。那时候,即便卫生纸、肥皂等日用品都是很紧俏的。”出国后,他站在日本的超市里,才明白原来supermarket里,商品可以自如地选购。

 

这些差距都激励着褚健,让他在学业上更加勤谨。“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一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带着这份使命感与责任感,他在学成之后毅然回到浙大,并从此将助力中国工业自动化发展视为己任。

 

国之重器,助力工业4.0

 

众所周知,如今已经进入了工业4.0时代。所谓工业4.0,最关键的标志就是智能化,而工业智能化,最基础的便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就是工业的大脑。”褚健告诉记者,“一个工厂,如果没有大脑,就会陷入瘫痪。”如果说工业3.0需要一个工业大脑,那么工业4.0就是需要一个“聪明”且智能的工业大脑。然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在国内却曾是一片空白。早在中控成立之前,国内所用的工业控制系统,基本上全都依靠进口。

 

依赖进口的危害究竟有多大?简而言之,一方面,缺乏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让中国工业的安全性受到很大影响;而另一方面,在国内没有同类产品竞争的情况下,定价权全部集中在国外厂商手中,中国完全没有话语权。

 

尽管中控成立之初面临的是“蚍蜉撼大树”的局面,但褚健还是坚信中国人一定能做出自己的“工业大脑”来。

 

“这并非可有可无的产品,而是国之重器。”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没有自己的控制系统,就等于没有办法保证信息安全。2010年,伊朗核设施因为受到“震网”病毒攻击而导致了严重的事故,便是一个最发人警醒的例子。“所以,相比公司规模多大,我们更追求自身的产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国家安全做出贡献,这才是中控的价值所在。”

 

而在奋斗了二十余年之后,中控也的确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目前,在流程工业领域,中控所占的市场份额已高达23%,中控与SUPCON已成为业内国际知名品牌,SUPCON集散控制系统是自动化行业首个“中国名牌产品”。2017年年底,褚健更亲自发布了面向未来的工业操作系统——supOS,一个可以覆盖基础车间操作、工厂操作以及集团运作的系统。supOS以实现工厂区域的信息全集为突破口,利用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解决生产控制、生产管理、企业经营的综合问题。supOS的定位,就是实现工厂管理平台从功能向智能的转变及升级,是“聪明”大脑的组织基础。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让我们的客户,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转化率,提升生产安全,降低能耗与物耗。这些并不是单纯依靠某一产品去解决,而是通过一些算法,然后将它变成软件。刚开始是非常难的,但是一旦做成了,也是很难被复制的。”

 

作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supOS对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有特别的意义。从全球来看,工业控制系统领域的巨头都已开发和推出了自己的平台:GE的Predix、SIEMENS的MindSphere、ABB的ABB Ability等,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中控高举自主创新的大旗,率先推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再次站在了时代浪潮之上,为中国在工业智能化领域的竞争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中控的滨江时代

 

2001年,钱塘江大桥边的中控科技园破土兴建。两年后,褚健率中控跨江而来,开始了中控的“滨江时代”。

 

“我们是比较早在滨江‘吃螃蟹’的人。”褚健说,当时中控之所以决定整体搬迁,是因为发展太快,“那几年几乎每年都要搬一次办公室,太麻烦了。”

 

彼时的滨江远不是如今寸土寸金的情形。褚健清楚地记得,刚搬到滨江时,公司不得不投用了二十多辆班车,以满足员工通勤需求。“不仅仅是通勤,当时,大家去哪里吃饭也一样是个问题。”

 

“但是,搬过来之后,高新区(滨江)政府对企业的重视和关心,让我深受感染。”尽管刚搬来时有着种种不便,但褚健还是觉得搬到滨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高新区(滨江)政府非常重视高科技人才与高科技企业,真正成为了一种服务型政府。接下来几年,对于中控来说,一定会迎来再上一层楼的机遇。我们要做的就是,专心致志地做研发,以真正有实力的产品和服务,去把握这样的机遇。”

 

 

如今,中控旗下中控科技园、中控软件园、中控信息大厦等园区物业都布局在高新区(滨江)。这些园区见证了这座科技新城的发展变化,也成就了工业自动化产业在这里的发展壮大。

 

“我希望这里能够真正成为硅谷一样的地方。”在滨江十几年,褚健对这片创新热土寄予厚望,“硅谷之所以为硅谷,是因为它每年都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科技创新,全世界的新技术会在那里不断地涌现,而其中有一部分是基础性的。”

 

在褚健看来,基础性的科技创新解决地是从0到1的问题,而基于这些创新的各类应用型创新则是从1到N。从0到1极难,而从1到N则相对容易。

 

“只有达到一定条件之后,才有可能实现0到1的转变。从0到1,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也需要一种重视科技与创新的氛围。”褚健说,“我期待着在未来,大家提起中国某一项可以引领世界的新技术时,会说这项技术诞生在杭州。”